原创 刘晓博

近年来,名校大学毕业生扎堆进入“体制内”,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。

最近,各大学陆续公布了2021年度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,其中: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就业进入“体制内”的比重达到了69.9%,2019年和2020年分别为61.2%和64.9%。

复旦大学、浙江大学、南京大学2021届毕业生就业,也都有超过52%的学生进入了“体制内”单位。

北京大学没有公布最新的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,但我们可以找到2019年的数据:

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,北大就业的毕业生早在2019年就有超过75%的人,选择了体制内单位。

所谓“体制内”,是指政府机关、事业单位、国有企业、部队和公立学校、医院。

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,政府主导型经济社会发展,国有企业发挥重要作用。所以,“体制内”单位强大、强势、汇聚人才,是正常的。

但如果全社会弥漫着对体制、编制的崇拜,优秀人才都千方百计进入体制内,那“大众创业”的事由谁来干呢?

我们决定寻找一个指标,来评价一个城市、一个地区的“体制强度”,看看哪些些地方“体制”过于强大,哪些地方比较合理。

我们确信,“体制强度”超过合理范围的地区,投资价值一定是偏低的。

中国存在这样的“神奇指标”吗?

有!

这就是住房公积金“体制内缴存比”。

它可以分解为两个指标:一个是“体制内”缴存公积金的人数,占总缴存人数的比重;另一个是“体制内”人员缴存公积金总额,占总缴存额的比重。

后者的价值更高,但遗憾的是没有一个城市公布有关数据。但好在还有前一个指标——基本上所有的省市区,每年都会公布住房公积金年报,里面可以查到相关数据。

为什么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,可以成为衡量“体制强度”的指标?

这是因为,体制内的福利比较好,普遍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,而且人均比较高;体制外,也就是民企、外企、自由职业者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比例比较低,而且人均较低。

2021年度的住房公积金报告尚未公布,所以我们使用2020年数据。

在中国内地经济总量最大的50多个城市里,我们找到了50个公布了2020年公积金年报的城市,做出了如下表格:

在经济总量较大城市里,陕西榆林的“体制内缴存人数占比”是最高的,达到了90.24%。

其次是襄阳、哈尔滨、徐州,体制内占比也都超过了三分之二。

“体制强度”超过60%的城市,还有太原、唐山、南昌等。

这些“体制强度”比较高的城市,要么是资源型城市,要么是经济转型不太成功的城市。总之,人口竞争力大多不强,经济活跃度不高,楼市投资价值也不大。

沈阳处于50个城市的“中位数”位置, 拼图游戏下载“体制强度”达到了43.36%。

“体制强度”最弱的是苏州,只有11.96%。

此外,“体制强度”低于20%的城市还有常州、东莞、深圳、无锡、杭州、佛山。

体制内缴存人数占比低于33%的城市,都可以认为比较合理。所以,上海、大连、宁波、广州、成都、厦门、南京、天津、北京等城市都在合理区间内。

“体制强度”偏低的城市,一般来说民企、外资企业比较发达,经济活跃度高、人口竞争力比较强。如果这个城市级别比较高,或者位于核心都市圈,则其楼市比较有投资价值。

大连、天津的“体制强度”在合理区间内,有点出人意料。一般印象中,这两个城市经济活跃度不高,民企不太发达,体制强度应该非常高。

住房公积金的数据显示,大连、天津毕竟还是沿海城市,虽然民企不算强,但有较多外企,经济多元化还是不错的,未来走出调整阶段是有条件的。

沈阳作为东北省会城市,“体制强度”只有43.36%,低于长沙、合肥、武汉等城市,也有点出人意料。

另一个让人“大跌眼镜”的城市是福州,这个南方沿海省会城市,体制强度竟然高达58.52%,超过了长春、石家庄、沈阳等北方省城。

榜单里,“体制强度”最高的6个城市全部为北方城市,“体制强度”最低的8个城市全部为南方城市。

最近5年来发展最快的3个大城市——杭州、深圳、苏州,全部为“体制强度”明显偏低的城市。

缴纳住房公积金人数最多的城市是上海,达到了884万人;第二是北京,达到了883万人;深圳位居第三,达到了662万人;广州第四,486万人;苏州第五,399万人;成都第六,382万人。

实际生活人口最多的重庆,缴纳住房公积金的只有274万人,说明很多体制外企业没有给员工交。

广州实际生活人口比深圳多100到200万,为什么缴纳住房公积金的人数少了将近200万?这是因为广州个体户、自由职业者更多一些,另外广州小微企业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比重低于深圳。

经济总量最大的50个城市的“体制强度”,并不能代表全国的水平。

普通地级市,也就是三四线城市,如果跟省会城市相比,“体制强度”会上升还是下降?

一般人可能认为:省会城市有两套班子,省委省政府的机关,市委市政府的机关,还有很多国企,所以省城的“体制强度”会大于普通地级市。

如果你这样想,大多数时候是错误的。在沿海地区,普通地级市的“体制强度”会比较低,因为国企少、机关少。

但在内地省份,就完全不同了。内地三四线城市的“体制强度”反而更高。

我们选取了20个处于各省中游水平的地级市,计算了他们的“体制强度”(体制内缴存公积金人员占比),有了如下这个表格:

可以看出,中西部的、处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中游的地级市,其“体制强度”大多超过了80%。

如果到其所属的县、县级市层面,情况可能就更严重。基本上会出现“体制外无世界”的局面。

这些地方缺少像样的民企、外企,经济高度依赖国企和政府消费,人口竞争力非常弱,在过去10年大多是人口流失地区。当这些地方用“放松公积金贷款”的方式托楼市的时候(比如四川达州),最大的受益者是谁,显而易见。

所以,如果你投资购房,不建议在这些地方买。

我们还选取了东北地区20个人口流失比较严重的地级市(地区),对他们的“体制强度”做了一个排行:

大兴安岭林区,“体制强度”非常高,达到了98.38%。这个区域基本上没有什么民企、外企。

鸡西、七台河两个城市的“体制强度”也都超过了90%。总之,东北的三四线城市,“体制强度”比中西部的三四线城市要高一些。

东北这20个城市,无一例外在过去10年里都是人口流失的。

再看一下各省级区域的“体制强度”:

西藏的“体制强度”是省级区域第一名,达到了93.33%。

第二到第四名,分别是甘肃、新疆、青海,都超过了80%。

湖南省处于“中位数”,“体制强度”达到了63.5%。

值得注意的是,辽宁省的“体制强度”并不高,甚至低于四川、山东。山西、广西、云南、贵州、江西的“体制强度”竟然超过了东北三省。

“体制强度”最低的省份是浙江,只有13.77%。这意味着,浙江的确是中国民企最发达的省份,依靠体制内生存的人比例最低。

而中国唯一的“共同富裕示范区”也选的恰恰是浙江。这有力地证明了,住房公积金这个指标在测量“体制强度”、“共同富裕程度”上的有效性。

除了四大直辖市,江苏、广东的“体制强度”也比较低。而浙江、江苏和广东,正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三个省。

广东的“体制强度”略微超过了江苏。这跟大量在广东生活的外来移民,在小微企业工作或者自谋生路有关,这些人很少缴存住房公积金。

广东缴存公积金人数达到了1976万人,全国第一;广东是浙江的2.14倍,是江苏的1.4倍,比“山东+河南”还要多。

“体制强度”低于33%(达到合理范围)的省区比较少,这意味着“住房公积金”在中国绝大多数省区,更像是一种“体制福利”。这也是为什么,住房公积金制度常常受到诟病的原因。

在国家大力推进共同富裕的背景下,住房公积金制度显然需要改革。让更多的中低收入阶层有机会享受公积金贷款的红利,是改革的基本方向。